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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议题的和解,需两岸共享历史的丰富面相(2)

时间:2018-05-25 16:29 点击:
黄克武:我第一次来大陆是1993年,去广州参加戊戌维新讨论会。那之前台湾图书馆一直有收大陆的资料,但像大陆这边的港台资料一样,是限制阅读的状况。我们对大陆

黄克武:我第一次来大陆是1993年,去广州参加戊戌维新讨论会。那之前台湾图书馆一直有收大陆的资料,但像大陆这边的港台资料一样,是限制阅读的状况。我们对大陆了解的范围窄,也没有亲身的接触。我到广州时,大陆改革开放起步还不久,两岸差距仍较大,差距不只在经济发展,也在历史研究领域。大陆这边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台湾也有自身的局限性。相对而言,那时台湾还是比较开放,对西方接触较早,对大陆的接触还很少。双方开始接触时的确“吵”得比较多。但从偷偷看彼此的成果、不知道对方怎么想,到看到对方的材料,看到对方的研究成果

原标题:当代题的和解,需两岸共享历史丰富面相(2)

当代议题的和解,需两岸共享历史的丰富面相(2)

辛亥革命博物馆。

隔绝30多年后,1982年在芝加哥,两岸学者才在美国亚洲协会年会上有了第一次接触交流。两岸都规定了会见的各种“纪律”,在一些议题上两岸还是有争议的,例如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此后,两岸利用类似的场合交流,至1987年台湾“解严”后逐渐走向正常。

当代议题的和解,需两岸共享历史的丰富面相(2)

台湾史料典藏机构“国史馆”。

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但从2016年8月1日起,阅览新制上路,馆藏档案史料“暂”不对大陆及港澳学者开放。台湾学者们为此在报纸上投诉、发动联署、找“立法委”开公听会,在黄克武看来,不管制度如何封闭,“你想要看的材料总可以以某种方式看到的,学术和思想的自由不是外在的牢笼可以控制的。”

(上接B08版)

从隔绝到看到对方

今日之常态曾不可想象

新京报:“合”的前提是1949年以后历史学者有了两岸之分,此后两岸近代史研究的发展脉络有何主要差异?

汪朝光:过去老一辈学者受兰克学派的影响,以史料和叙事为基础,不太讲究论述和分析。1949年以后,大陆学者很在意唯物史观的分析,和老一辈学者有了差别。1978年以后,我们又反思过去受极左思潮影响的那种脱离史实、政治挂帅的研究,开始重视实证研究。而台湾随着对外交往的发展,很多学者留美、留欧回去,中生代比较重视分析。不过现在两岸从研究路数到教育背景都有趋同面,差异主要在于研究本身的对象或主题方面,如社会史、思想史领域更偏向于分析路数;政治、外交史会更重视实证。

新京报:台湾学者会如何看待1949年后,近代史研究在台湾的发展脉络?

黄克武:过去60年台湾的近代史研究脉络大致是从现代化典范到对现代化典范的反思。早期现代化典范的研究借鉴美国学界,以蒋廷黻、郭廷以那一代学者为代表,研究近代中国从鸦片战争、自强运动(大陆称“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和之后,如何因应西方冲击、展开何种建设。对现代化典范的反思也是从美国学界开始,人们对费正清的“冲击-反应说”提出质疑,认为中国有因应现代的一面,也因中国传统的复杂性有很复杂的面变向。于是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开始,近代史研究不止关注沿江沿海,开始注意更广泛的历史范围,如政治、经济的现代化和工业化,社会的自由平等。

新京报:隔绝30多年后,1982年在芝加哥,两岸学者才在美国亚洲协会年会上有了第一次接触交流。这次交流使部分两岸学者变成彼此的“芝加哥的老战友”,也对之后两岸近代史学术交流影响深远。

汪朝光:这次交流很有意思。在台湾1987年“解严”之前,两岸在政治层面剑拔弩张,学术交流方面不能合理、合法地往来。1982年是一个契机。两岸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学术上都对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有正面评价,1981年是辛亥革命70周年,1982年在芝加哥举行的亚洲协会年会主题之一就是辛亥革命,所以美国学界有意撮合两岸学者有一个交流的场合。台湾方面率队的是时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委员的秦孝仪,大陆率队的是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的胡绳。两岸都规定了会见的各种“纪律”,比如见到对方要如何措辞和处事。在一些议题上两岸还是有争议的,例如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全民革命。但两三天会开下来,大家都说中文、吃中餐,会议结束时已会彼此喝点酒、聊聊天。此后,两岸利用类似的场合交流,至1987年台湾“解严”后逐渐走向正常。那时我还很年轻,现在看来很正常的事情在当时不可想象。这也是一个启示,有些事可能真的要等待时间。

黄克武:我读了很多关于这次交流的资料,自己也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这次交流。两岸刚开始接触时的谨慎很快被一些因素打破了,比如我的老师张朋园就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章开沅协助找寻家属。之后他们变成好友,我同老师多次一起来大陆同章开沅教授一起开会。两岸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有分隔,但学术交流本身没有问题,又因血缘、亲缘交织更容易交朋友,也慢慢打破了隔绝的情势。

新京报:台湾“解严”后,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两岸近代史学者有了更多实际接触和往来。您参与也见证了这20年多年间的学术交流。

黄克武:我第一次来大陆是1993年,去广州参加戊戌维新讨论会。那之前台湾图书馆一直有收大陆的资料,但像大陆这边的港台资料一样,是限制阅读的状况。我们对大陆了解的范围窄,也没有亲身的接触。我到广州时,大陆改革开放起步还不久,两岸差距仍较大,差距不只在经济发展,也在历史研究领域。大陆这边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台湾也有自身的局限性。相对而言,那时台湾还是比较开放,对西方接触较早,对大陆的接触还很少。双方开始接触时的确“吵”得比较多。但从偷偷看彼此的成果、不知道对方怎么想,到看到对方的材料,看到对方的研究成果,这是一个很长期的互动过程,这套书的写成也在这样一个脉络中,从上世纪80、90年代到2016年,已经有近30年了。

新京报:今天两岸学者间学术交流活动已是常态,这次来北京是什么感受?

黄克武:这20多年来最大的感受是,大陆国内经济状况不断好转,学术的多元兴趣也在增加。我每次来北京都会去万圣书园,看到学术出版的情况日益蓬勃。我也看到大陆年轻学者对于传统议题很感兴趣,这在过去比较少见;新的研究多半不太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已经看不出来两岸学者的研究上有什么太大的差异了。这为彼此挣脱意识形态束缚、回归学术对话,营造出很大的学术空间。

阅读彼此的前提

历史的丰富面相需要多元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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